第439章 新的平衡点 (第2/3页)

的官员担任。

    其次，体现在议事规则与决策过程中。大朝会上，公开的、激烈的争论减少了。重要的决策，更多地是在小范围的御前会议、或通过密奏、公文往来中决定。武则天依然乾纲独断，但她在做出重大决定前，往往会听取多方意见，尤其是李瑾和几位核心重臣的看法。李瑾在其中扮演了独特的角色。他既是母后意志的执行者，也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缓冲与调和剂。他会将朝臣中一些合理的、但可能因表达方式或立场问题不被母后采纳的意见，以更委婉的方式提出；也会在一些具体政策的推行上，考虑到各方承受力，建议更和缓的步骤。许多朝臣，尤其是那些务实派和隐藏的保守派，将李瑾视为某种希望，认为他性情更仁厚，更尊重传统，或许能在未来带来改变。这使得他们即使对武则天不满，也愿意为了“将来”而暂时忍耐，维持表面的合作。

    再次，这种平衡也反映在政策的推行与修正上。武则天意志坚定，但对于改革推进的速度和具体方式，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微调。例如，在女官问题上，她顶住了要求废除女科的压力，坚持每三年开科取士，但录取名额和授官范围，会根据朝野舆论和实际需求谨慎控制。在涉及士族特权、土地制度等深水区改革时，她采取了更迂回、渐进的方式，避免再次引发大规模对抗。对《永昌律》的推行，她态度坚决，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，允许地方官在一定范围内“情法两尽”，以缓和法律条文与民间习俗的剧烈冲突。这种原则上的坚持与策略上的灵活，使得新政在遭遇阻力时，不至于完全停滞，也给了反对者一定的适应和喘息空间，减少了硬性对抗的风险。

    这一日的朝会，便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新平衡下的朝堂生态。

    议题是关于明年科举取士的名额分配，以及是否在进士科考试中，增加“时务策”的比重，减少纯粹诗赋的比重。这是一项旨在选拔更通晓实务人才的改革，由李瑾牵头提议。

    户部尚书首先出列，他是务实派的代表，支持增加“时务策”比重：“陛下，太子殿下所言甚是。如今国家庶务繁杂，急需通晓经济、刑名、河工、边务之干才。诗赋虽可陶冶性情，彰显文采，然于治国理政，恐有隔靴搔痒之憾。增加时务策，可引导士子关心实务，学以致用。”

    话音未落，一位出身文学世家的礼部侍郎便出言反驳：“尚书大人此言差矣。诗赋取士，乃我朝乃至前隋旧制，意在选拔文华之士，彰显盛世气象。治国安邦，固然需实务之才，然文章乃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士子不通经典，不擅文辞，何以明圣贤之道，何以教化百姓？且骤然更制，恐使天下士子无所适从，有失朝廷取士之公允。”

    双方各执一词，引经据典，但言辞都控制在就事论事的范围内，没有上升到人身攻击或意识形态批判。其他官员或附和，或提出折中意见（如维持诗赋比重，但提高时务策评分占比），场面虽不热烈，却也有序。

    武则天静静听着，目光偶尔掠过几位未曾发言的重臣。裴炎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似在沉思。刘祎之欲言又止。崔清韵作为吏部侍郎，本与此事关联密切，但她只是垂首而立，谨守本分，在皇帝或太子明确询问前，不轻易开口——这是她作为女官，在朝堂上格外注意的分寸。

    待到议论稍歇，武则天缓缓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：“诗赋可观其文才心性，时务可验其见识器局，二者本可兼得。太子所奏，增加时务策考量，乃为国取才，不为过也。然礼部所虑，士子适应，亦在情理之中。”

    她顿了顿，目光转向李瑾：“太子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    李瑾躬身道：“儿臣以为，可自明年春闱始，进士科试策，时务策与诗赋并重，各占其半。命题当紧密联系当前朝政民生，务求切实。同时，诏告天下，明示改革之意，给予士子准备之期。另，可在国子监及地方官学，加强时务讲论，以备士子咨问。”

    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，既推进了改革，又给了缓冲期，考虑到了执行层面的问题。

    武则天微微颔首：“准太子所奏。具体细则，由礼部、吏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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