晓卷 第十八章 (第2/3页)

对他们而言，保晋室，便是保自身门第，保华夏文明，便是保自家安身立命的根本。 这不是简单的忠君，这是最根本的生存自卫，是最朴素的利益计算。”

    “因此，在那个‘股东合伙’的时代，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外部入侵者（如匈奴、鲜卑、突厥），整个精英阶层有着共同御侮的强大内在动力。投靠外敌，意味着背叛自己的‘股东’身份，毁掉自己在‘公司’里的股份，去给一个陌生的、文化迥异的、可能视你为工具的强盗当奴仆，是风险极高、收益极不确定的愚蠢行为。所以，纵然内部争斗不休，面对真正的‘外人’来抢夺‘家业’，‘股东’们往往能暂时搁置争议，一致对外。这无关品德高下，实乃利害使然。”

    木昌森话锋陡然下沉，如同从开阔的平原踏入幽深曲折的峡谷：

    “可这一切，自宋代开始，发生了静默而彻底的根本性扭转。及至大明，太祖朱元璋以其草根皇帝特有的、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都充满猜忌的、近乎偏执的掌控欲，将这种扭转推向了历史的极端。”

    “从宋太祖‘杯酒释兵权’，以‘崇文抑武’国策彻底瓦解将门世家，到以科举制近乎完全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，打破门阀对上升通道的垄断，再到朱元璋废除丞相，屠戮功臣，将宗室当猪圈养，以严刑峻法和厂卫特务体系监控天下，迁徙富户，打击豪强……历代帝王，尤其是得国不正或出身草莽的强势之君，其终极目标空前清晰且一致：削平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‘山头’，将一切权力，尽可能收归皇帝一人之手。 世家被打散，豪强被压制，武将地位一落千丈，文官成为皇权延伸的、可随意替换的治理工具。君臣之间那点微薄的‘共治’契约感、伙伴感，荡然无存。”

    “天下格局，由此发生了质的剧变：从‘大东家（皇帝）带领一群有实力、有根基的小东家（世家、豪强、将门）合伙经营’，彻底、干净地演变为——一个绝对的、至高无上的、孤家寡人的‘唯一东家’（皇帝），雇佣一群无根无基、仰其鼻息、随时可替换的‘职业经理人’（文官）和‘安保队长’（武将），来打理他一个人的无限公司。”

    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这句话在此时，才被赋予了最冷酷、最彻底的含义。江山是朱家一姓的私产，社稷是皇家的私业。兴，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福；亡，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祸。 与尔等‘打工的’何干？你们不过是领一份俸禄，干一份差事罢了。东家换了，只要新东家还用得着你这门手艺，你换个招牌，照样干活领钱。”

    “久而久之，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和行为逻辑，在天下精英心中生根发芽：这江山社稷，是老板朱家的，不是我们这些伙计的。老板生意兴隆，我们或许能多分点赏钱，混个管事；老板家业败了，我们卷铺盖走人，换个东家便是。何必为了老板的家产，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？”

    “共治之天下，人人有股，外敌来抢，便是抢我们共同的产业，故能迸发‘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’的血性与凝聚力。一姓之私天下，人人打工，东家有难，伙计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钱、自己的退路，甚至琢磨着如何从将倾的大厦里，多捞些好处。 这便是明末人心涣散、无人愿为这个王朝真心效死力的第一根源，也是最深层的制度性根源。非是人心一夜变坏，而是游戏规则早已变更，‘股东’变成了‘打工仔’，谁还会为老板的家族企业拼死拼活？”

    木守玄听到此处，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，直冲天灵盖。这比喻何等直白，又何等诛心！它将“忠君爱国”那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狠狠撕下，露出了其下冰冷残酷的利益逻辑与雇佣关系。然而，他无法反驳，因为那血淋淋的历史结局，那满朝文武的所作所为，无一不在印证这冷酷的法则。原来，道德的崩塌，其根基早在制度的演变中就已松动。

    “然而，”木昌森的声音陡然转厉，如同冰层下的暗流，带着更刺骨的寒意，“如果说这‘天下为私’的结构之变，是埋下了人性堕落的土壤，让‘股东精神’消亡，‘打工心态’滋生。那么，明末那些自诩为天下精英、读圣贤书、食朝廷禄的士大夫们，其自身膨胀到极致的‘精致利己主义’与‘令人发指的短视愚蠢’，则是在这片盐碱地上，盛开的最为妖异、也最为致命的毒花。他们是压垮骆驼的，最后一根，也是蘸满了毒液的稻草。”

    “崇祯末年，天灾人祸并至，流寇建虏交侵，国库耗竭，九边饥军，京师已成狂风中之危烛。崇祯皇帝，这位素来刚愎自负、多疑刻薄的君主，在帝国最后的时刻，终于抛下了那‘孤家寡人’的可怜尊严，不再是他那‘独资公司’说一不二的老板，而是像一个破产在即、走投无路的东家，对着他高薪聘请的‘掌柜’、‘账房’、‘护院’们，作揖打躬，痛哭流涕，近乎哀求，希望这些皇亲国戚、勋贵大臣、部院高官，能看在往日情分、看在自身长远利益的份上，拿出些私房钱，助饷救国，好歹把这‘买卖’撑下去。”

    木昌森描绘着那幅极具讽刺与悲哀的画面，语气却平静得可怕：

    “那是怎样一幅荒诞而心酸的景象？一国之君，不再是口含天宪，而是近乎卑微地，求着他的雇员们，掏钱出来，救一救这个大家（其实只是他朱家）马上就要关张的‘铺子’。煌煌庙堂，成了讨债与哭穷的市井。何其悲哀！何其荒谬！”

    “结果呢？”他自问自答，每个字都像淬火的钉子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，“满朝朱紫，竟相哭穷！人人诉苦！ 文官们说家无余财，早已清贫如水，堪比海瑞；武将们说倾尽家资以养军，实在囊空如洗；那些世受国恩、与国同休的皇亲国戚、世袭公侯，更是摆出一副‘生计艰难’、‘入不敷出’、‘尚需朝廷接济’的无赖嘴脸。上至国丈周奎，下至六部堂官，哪一个不是良田千顷，哪一家不是窖藏金银？可他们就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！最终，在皇帝几乎要跪下的哀求中，这群帝国的顶级精英、既得利益者，像打发叫花子一样，抠【】抠搜搜，凑出了区区二十万两银子。这点钱，还不够支付京城守军一月的欠饷！而彼时，李自成的大军，已能望见北京城墙的轮廓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是真的穷吗？”木昌森冷笑，那笑声在寂静的祠堂里回荡，格外刺耳，“不，他们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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